容庚(1894年9月-1983年3月),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

苦心孤诣  终成宗师

容庚出生晚清书宦世家,在祖辈父辈的熏陶和指导下,也从小就喜好金石书画。年少时,容庚跟随四舅邓尔雅(著名的书画篆刻家)研读《说文解字》、《说文古籀补》,深悟金石门径,即萌发补辑之意。

1917年,在东莞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国文和文字源流等课程。业余时间刻苦钻研,三年后以研究金文所得编纂成《金文编》。

1922年,容庚北上求学,路经天津,挟《金文编》稿本进见著名的考古学家罗振玉,深得罗的赏识。罗谓《金文编》是其“欲做而未成者”,再三叮嘱容庚“务竟其成”。并将容庚推荐给马衡、沈兼士两名教授,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以中学学历直接攻读研究生。读研期间,进一步研究修订《金文编》。1925年,《金文编》书成,罗振玉、王国维、马衡、沈兼士、邓尔雅诸学者为之校订并序。《金文编》是继《说文古籀补》之后在编撰体例和方法上有新突破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深得学术界推崇。

1926年,容庚研究生毕业后,留北京大学当讲师,翌年转入燕京大学任襄教授、教授,并任《燕京学报》的主编。

从1927年起,容庚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故宫收藏铜器原物,手目摩挲,辨伪经验日进。他有感于清代金文真伪杂糅,于是开始有计划地清理传世铜器。先后编印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等,总计共800器,都是从众多的青铜器中去伪存真地逐件筛选出来的。容庚用八年的时间,专事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工作,辛勤耕耘,寝馈其中,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全书取材宏富,抉择有方,考证谨慎,图文并茂。它标志着青铜器的研究从旧式的金石学迈向近代考古学的新里程。

容庚治学严谨,无论顺境逆境,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书斋工作,每天总在10小时以上。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孜孜于古文物的探索之中。容庚的女儿容琬和容瓘,谈起父亲埋头钻研的艰苦精神,常说:“父亲仿佛有胶水把他粘在书房的椅子上似的,每次吃饭时,都要一请、再请,才能把他请出来。”容庚也以这废寝忘食的治学精神,教育女儿们。他常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正是这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苦读好学,使得容庚知识渊博,对古文物和金石书画,无所不精。

容庚著述丰硕,有专著25种,论文数十篇。主要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续编》《金文编》(修订本)《殷周青铜器通论》(与人合作)。还编印了多本青铜器图录,如《宝蕴楼彝器图录》《秦汉金文录》《颂斋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善斋彝器图录》《秦公钟簋之年代》《兰亭集刊十种》等。在书画碑帖研究方面,他著有《伏庐书画录》《汉梁武祠画像录》等多部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添了光辉的一笔。

一聚一散  家国情怀

在北平期间,容庚除了在燕京大学搞研究外,还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这使得他有更多机会接触更多的古董,感怀国家动荡,大量珍贵文物往往流入外国人手中,导致国宝流失海外。于是从1928年起开始收藏,除了爱好之外,更是其拳拳爱国之情的体现。在编著《商周彝器通考》时正值抗战时期,容庚日夜伏案研究写作,就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改变当时先秦铜器研究话语权由日本学者掌握的局面。

容庚收藏的资金,则全部来自每月的薪水。发薪后容庚总会拿出一半来收购藏品,另一半则交给其夫人作家用。

容庚曾表示,“数十年薪水收入,自奉甚微,所有余资尽以购买书籍字画器物,这样做的目的,一供学术研究之用,二可使国家文物减少外流,今老了我将献于国家,以酬夙愿。”

上世纪50年代,容庚将其收藏的古青铜器150余件捐给国家(现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广州博物馆),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一件错金工艺的最早期实物——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所铸的“栾书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容庚将其毕生珍藏之青铜器、中国画、书法(包括碑帖)、名人信札、图书等悉数捐献,除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外,受惠的机构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博物馆、中山大学、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莞市博物馆等。

容庚曾说,“聚实不易,散则何难?与其身后散失,不如生前交给国家。况且放在国家处也是一种聚,只要能使更多人受益,我几十年心血就不算白费了。”聚散之间,体现了容庚拳拳爱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