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兰图-王应华

说起岭南书画，特别是明末清初时期的岭南书画，始终绕不开一个人物，这个人就是王应华。

王应华，石排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卒于清康熙四年，尽管18岁就高中举人，28岁时考中进士，后还成为明朝的一大高官，但他被后人称道的却是被誉为书法绘画皆能的奇才。

在书画方面，王应华善写兰竹木石，尤以行草见长。后人评价，王应华的画飘逸洒脱中有苍凉之意境，其书则于雄肆之中极抑扬顿挫之致。而他流传下来的作品都被后人视若珍宝，大部分散藏于东莞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浙江省绍兴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少数作品流入市场供拍卖，极受书画藏家欢迎。

除墨宝外，王应华从政数十载，半生为显宦，由于身处明末清初的特殊时代，亦给后世留下政治上的是是非非，争议颇多。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官方或者民间纪略均有记闻。

成长　　

少年得志、18岁即高中举人

崇祯元年高中进士

很小时，王应华父亲即去世，好在母亲贤惠，颇有“孟母三迁”之遗风，养育其长大成人。18岁就成为举人，可谓少年得志。　　

确切说，王应华乃石排埔心村人。

民国《东莞县志》记载：“王应华字崇闇，石冈人。”明清时期，石冈是石排的一个乡，下辖埔心、谷吓、村头、石井、孔屋、树下、田心、塘尾、中坑、燕窝、上汴、上市、李家坊、田边、宝潭、隔海、石贝、横山、水吉、顶头、田头等。提起王应华，埔心村上年纪之无人不知，皆谓应华是该村名人，对其生平事迹，亦能说出个大概。

据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徐作霖《海云禅藻集》和赵原《王应华事略》，王应华约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即公元1600年。很小的时候，王应华父亲即去世，好在母亲贤惠，颇有“孟母三迁”之遗风，养育其长大成人。《王应华墓碑文》记载：“公少孤，以母淑人教学有成。”而王应华也是相当争气，聪慧好学，根据民国《东莞县志》，他在万历四十六年，即公元1618年18岁时考中举人，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高中进士。18岁就成为举人，可谓是少年得志。

受重用被派修皇陵

“治陵工成，奉旨加俸一级，升浙江巡视海道，兼宁绍粮储兵备副使。”因为修陵，王应华被升官，并且改行当了武将。　　

高中进士后，王应华即被授予武职，成为武学教授。

不久，就转为文职，升为工部营缮司主事、儒学教授，民国《东莞县志》记载：“迁工部主事，历礼部员外郎中。”随后，《王应华墓碑文》称其：“又移虞衡司主事，除调礼部祠祭司主事，转村部员外郎中。”根据相关史料，村部员外郎中后，王应华还应该担任过浙江提学副使，《崇祯实录》卷十四云：“甲戌（公元1634年），命成国公朱纯臣、新乐侯刘文炳、礼部尚书林欲楫同浙江提学副使王应华相视皇陵。应华善形家言，林欲楫荐之，故有是命。”张岱《石匮书后集·卷第一烈皇帝本纪》也记载：“十五年三月（公元1642年），上命成国公朱纯臣同浙江提学副使王应华修孝陵及泗州、凤阳祖陵；三百年枯木大至数十围者，发掘殆尽。”赵原在《王应华事略》中断言，《崇祯实录》卷十四和《石匮书后集·卷第一烈皇帝本纪》所记之事在时间上有出入，“二者必有一妄”。

这里且不论其时间差异，但又可以看出一点，当时崇祯皇帝对王应华是比较信任和重视的，派遣他去修这么重要的祖陵。要知道，古代帝王陵墓是封建礼制的象征，更何况崇祯皇帝对祖陵相当重视。所以才有了后来《王应华墓碑文》所言：“治陵工成，奉旨加俸一级，升浙江巡视海道，兼宁绍粮储兵备副使。”因为修陵，王应华又被升官，并且改行当武将。

政绩

招抚海寇保一方平安

招抚海寇数千人

担任浙江巡视海道和宁绍粮储兵备副使期间，王应华遇上了海寇祸乱。他临危受命，“招抚海寇数千人。”平了一方之乱。

明朝前期，由于实行海禁政策，海寇逐渐兴起，嘉靖二年，即公元1523年，终于爆发了宁波之乱，东南沿海海寇祸乱严重，后来在戚继光与俞大猷的抗击下，海寇祸乱被荡平。但在崇祯年间，海寇死灰复燃，在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不计其数，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可以想象，王应华临危受命，担此重任，自然是不敢有丝毫含糊，民国《东莞县志》记载：“招抚海寇数千人。”平了一方之乱，保证了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王应华又立了大功，《王应华墓碑文》记载：“随升浙江督学政右参政。”又从武将转为文职。

成为明朝一大显宦

此时的王应华已经成为明朝的一大显宦，位高权重，显赫一时。　　

明朝科举取士，学政总一省之科考，掌一省学人之仕途命运，王应华可谓是身兼要职。根据《东莞县志》，在任期间，王应华“视学浙省，别厘弊陋，不事请托”。不难看出，王应华为官清廉，杜绝请托，并且兢兢业业，剔除教育上的弊端，清官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在选取人才上，王应华则“论文务抒写性灵，空所依傍，一时名宿悉出其门”。在明朝科举中，古板呆滞的八股文大行其道，而王应华却力主考生论文务必“抒写性灵”，这样说来，他应该是“公安派”的忠实粉丝了。万历时期，“公安三袁”崛起，他们深受李贽等人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自由，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义，而主张“性灵”文学。显然，在万历考上举人的王应华受此影响颇大，自己论学著文讲究“性灵”也就罢了，可他竟公然在科举中以此为标准取士，确实是大胆之极，突破不小。

当年科举考试录取完毕后，王应华升为福建按察司按察副使，不久又相继升为兵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根据史料，侍郎之职为唐以后中央六部的副长官，大概相当于现在国家副部长的级别，明清时设左右二侍郎。可知此时的王应华已经成为明朝的一大显宦，位高权重，显赫一时。

隐归

明末甲申之变后归故里  显赫地位因甲申之变成明日黄花

王应华的显赫地位却最终因为甲申之变，而成为明日黄花。

明朝末年，官吏贪婪，横征暴敛，而关中则持续八年大旱，导致民变四起，天下兵戈。公元1644年，甲申之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仅过了40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族大清朝的军队南下，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汉族大顺政权，从此开始了满族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史书上说，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和吊丧，可以看出，崇祯皇帝是多么不得人心。此时的王应华，根据《明史·苏观生传》记载，已经“归乡里”。显然，如其他大明臣子一样，他也放弃了崇祯这个昏君，但这并不等于他舍弃了大明王朝。

在广州拥绍武建南明小朝廷

清兵入关后，明朝皇族后裔先后在南方建立了几个小朝廷。其中，清顺治三年，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钅粤从福州逃到广州，王应华立即前往投靠。

清兵入关后，清顺治三年，即公元1646年，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钅粤从福州逃到广州，王应华立即前往投靠，可见他还是极舍不得这个给了他半生显赫身份的大明王朝的。有关史料记载，此后何吾驺以辅臣、苏观生以前大学士、王应华以前侍郎、顾元镜以前布政使的身份戴朱聿钅粤为监国，与王应华一样，苏观生也是东莞人。在宣布监国仅3天之后，朱聿钅粤称帝，改元绍武，绍武政权正式成立，这是南明小朝廷的第三个政权。

《明史·苏观生传》记载：“封观生建明伯掌兵部事，进吾驺等秩，擢捷先吏部尚书，旋与元镜、应华、道唯并拜东阁大学士，分掌诸部。”王应华在这个小朝廷中，已经与老乡苏观生一起官拜大学士，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复明无望归隐故乡

在朱由榔西奔之时，王应华自知复明无望，且又年老体衰，于是黯然掉转马头，回到了家乡石排。

王应华大学士的位子还没有坐热，同年12月15日，绍武帝正在教场上检阅习射时，清军李成栋部攻入广州,“大兵已自东门入，观生始召兵战。兵精者皆西出，仓猝不能集”。绍武帝还来不及抵抗，广州已经陷落。绍武帝闻清兵入城，急忙换了套衣服，翻墙逃到王应华家躲藏，但此时王应华却不敢收留他。邵廷采《东南纪事》中说：“王变服逾垣，走王应华家，不纳。”王应华将绍武帝拒之门外，并随即与何吾驺一起降清，绍武帝在逃跑途中，终被清兵擒拿，“寻绐城走洛城里，为成栋副将杜永和所获”。小朝廷仅存在了40多天，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本来，王应华归降后，即使不能谋得一官半职，也可以过上富庶安稳的生活。可他没有，而是再次反清，不畏艰难险阻，投奔了南明小朝廷的第四个政权。这个小朝廷设在肇庆，另一位皇族成员朱由榔在这里称帝，改元永历，是为永历政权。但凡有识之士都可以看出，大明王朝气数已尽，清王朝统一全国是大势所趋，历史的车轮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永历政权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王应华作为一个前大学士不可能分析不到其中的利弊，可他还是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义无反顾奔向肇庆，王应华对大明王朝之忠心，天可表，地可鉴，失节之冤案，当可以不攻自破。

果然，朱由榔在清军进逼下，不得已逃往广西，王应华就这样跟着这个永历皇帝颠沛流离，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处境。公元1652年，走投无路的朱由榔接受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建议，在贵州安隆所投靠了农民军。不幸的是，这时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矛盾爆发，大西军内部同室操戈。公元1659年，清兵三路追逼，朱由榔无奈，于12月逃入缅甸境内，被缅甸人解除武装后安置于草房之中。公元1662年，吴三桂进兵缅甸，朱由榔及其眷属25人被押到昆明篦子坡绞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宣告终结。

大概在朱由榔西奔之时，王应华自知复明无望，且又年老体衰，于是黯然掉转马头，回到了家乡石排，“隐居水南，结溪南社，以文酒自晦焉”。只是作为前朝遗老，王应华心中始终有大明王朝一席之地，胸中抑郁，无以排遣，遂将之寄托于书画。

评价

用心良苦而遭世人误解

王应华作为绍武朝廷的股肱之臣，当年在危急关头，却拒绍武帝而不纳，降清失节，令当时之人所不容，而成其一生污点。

《吟芷居诗话》评价说：“王应华侍郎与苏观生阁部拥立绍武，同为大学士。观生殉节，应华迎降，说者谓应华‘舍不得石冈鲫鱼’，可谓谑矣。当明之季，吾邑忠臣义士，奇节甚多。空山逸民，更仆难数，即彼以尚书侍郎，剃发出降者，曾未受新朝雨露之恩，较之钱谦益反复小人，吴伟业一钱不值，尤为彼善于此，而若辈皆为邑人所不齿，可见吾邑节义之气，卓越一时，……，嗟乎！王应华大节已亏，虽名高于钱、吴，何足重也。”当时东莞极重忠义，同为东莞人的袁崇焕和苏观生都相继殉节，而王应华却没有，这就无怪乎不受待见了。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冤屈，世人误会王应华极深。仔细分析一下，现在小朝廷被颠覆，绍武帝逃跑了，清军要捉拿绍武帝，理所当然会首先想到他是否藏匿于那些王公大臣家中。而王应华是南明小朝廷的顶梁柱，清军自然便会将目光瞄准他，这时候绍武帝倘若真是藏在他的家中，岂不是要给清兵手到擒来？所以王应华便故意不让绍武帝进家门，让其逃到不易搜寻的其他地方去。其后王应华降清，更多的恐怕是因为要拖住来势汹汹的清兵，而为绍武帝争取逃跑的时间。

晚清汪兆镛在《岭南画征略》中为王应华翻案，认为他是为保绍武帝而主动出降。粤人李仙根撰《岭南书风》，为王应华辩屈，作诗咏曰：“势异时移有是非，难期心事故人知。并将绍武君臣泪，滴入云笺和墨糜。”赵原在《王应华事略》中也倾向于为王应华辩护：“不殉，就当时而言，则为弃节，然于不殉者来说，其中曲意隐怀，绝非一节可蔽之。如王氏，在明多历高官显宦，降而反复，又追随永历间关涉险，生死颠沛，此间的事忠不弃，显然不是贪恋将伐之树尚有暂安之危巢，直至心灰意冷，乃入新朝，其不殉者，意恐有衷曲难为人知，也绝非有节无节那样简单了。但是对于明清之交以华夷之辩来看待王朝更替的那个时代来说，知识分子不殉于前代，则多为当世所不容。与王氏同时代之大诗人吴梅村也不殉于明，降清后专注于文化，刻意避世，拒绝为时所用，但仍一生为时人所厚责，口诛笔伐，几于不堪，直至衰朽之年，到底心意难平，乃借送柳敬亭之词向世人剖白：‘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雪满头！’”

晚年王应华寄情字画

晚年的王应华，寄情书画，经多年修炼，终成明末清初岭南书画界的代表人物，“踵门求书画者趾相错”。

王应华以行草见长，师法米芾，上追“二王”，他于画上之题款多为行书小字，清朗俊秀而不乏雄浑之气。其大字则行、草书兼具，极尽雄肆之致，给人浑厚石拙之感。《岭南书法史》称其书：“横肆无匹，笔意苍劲，格韵甚高。”又谓：“可惜王氏书法传世者不多，否则真可与黄道周、倪元璐诸公并驱。”现存广东省博物馆所藏之行书《五言二句》即为王应华代表之作，后人评价，该书纵笔取势，恣肆淋漓，其结体、行笔无不透出一种苍劲老辣之意趣，不自觉中蕴藏着一种抑郁、沧桑之感。由书观人，丧国之痛犹在心中。

在画的方面，王应华尤善写兰竹木石。赵原在《王应华事略》中这样评价：“他的画清瘦荒率，笔意深远，好以飞白大石傍线兰数丛为构图，笔法精细，不施墨彩，是中国传统书画中典型的文人画，而非画家之画。”晚年写于康熙元年的水墨意笔《兰石卷》是王应华的代表之作，世人评价该画行笔较快，以行草法写叶点花，笔势放逸灵动，乱石丛兰中，飘逸洒脱中有苍凉之意境。王应华写的兰花大部分没有根，后人认为，是因为故国已亡，他以此寄寓身世摇落之伤。《岭南画征略》论其画曰：“萧疏荒率，盖以寓黍离之悲焉。”一语道破个中辛酸和悲楚。

书画之外，王应华的诗也是相当有名，《棕窗杂记》、《海云禅藻集》、《岭南五朝诗选》、《粤东诗海》均收有他的诗作。

大概在死前两年，王应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为僧，法名函诸。

康熙四年，即公元1665年，王应华老病而死，年六十六岁。

保护燕岭还修福隆古堤

作为石排人，王应华对家乡常有善举，造福一方百姓。崇祯元年，因为红石被过度开采，石排燕岭山脉遭到严重破坏，“锥琢之声闻于数里，陵为之谷，秀为之瘁”。

当年，刚刚高中进士的王应华率父老乡亲，向邑令李模申请保护燕岭。陈子壮《石冈士民颂李公德政碑》详细记录了此事：“王君崇闇成进士，请假还，率其乡力诉于侯，为之达于郡督，于藩宪大夫，于两院使者，条悉居民所系之切。”最后，在王应华等人的努力之下，“卒保无害，云山郁茜，千百年得以缄繘。环山而居者，千百世得以繁衍”。

不仅如此，彼时福隆古堤时常被洪水冲垮，王应华亦曾力请东莞邑令或亲自出资修护。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福隆古堤毁坏，尚在外任高官的王应华联合乡绅，提请当时邑令汪运光加以修复。完工后，王应华作《汪侯增筑福隆堤记》一文记录此事。清顺治六年，即公元1649年，东江暴涨，福隆堤决，民国《东莞县志》记载：“崇弼率其子光仞、孙际亨倾囊募助，与邑人王应华竭力固筑，堤成，九十余乡恃以无恐。”

(文：李健武)

王应华《草书五言句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