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改革到镇压反革命，从抗美援朝到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从“三来一补”到升级转型……60年来，东莞的道路从犹豫到坚定，从模糊到清晰。

    1949年10月17日，东莞县军事管制委员会贴出布告，一个崭新的东莞出现在西城楼的背后。从此，东莞的60年被明显地分割为两段。前30年，东莞被时代裹挟，载沉载浮无法自主；后30年东莞人立于潮头，凭借韧劲开风气之先。

    我们好奇两个30年间的内在逻辑：当整个中国被理想的狂热激荡，东莞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农业县何以自处；当整个珠三角被打上“开放”的标签，低调的东莞人如何不走寻常路。

    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东莞解放60周年之际，我们力图还原东莞这一甲子。钩沉史料，叩访证人，在每一个时代节点探索东莞之所以成为东莞的理由。

    以述说对抗遗忘，以过往照亮未来。

    时间坐标1949年10月17日解放军开入东莞县城，宣告东莞解放。在这个“红色的日子”里，东莞新生。

    我们管土匪叫大天二，就是当地的大王头。莞城，大西路最旺，就是现在东方红照相馆一带。当时的莞城几乎每条巷子都有一个闸门，用来抵御土匪。

    那个早晨“店铺也不大开门。因为怕有烂仔抢劫”。解放军一到，大声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道道门就纷纷打开了。

    曾以表面上神色如常，虽然他有足够手舞足蹈的理由。但是行军纪律是不能讲话，不能吸烟，一个紧跟一个直到目的地。所以，他无法将消息和兴奋传递给战友：这天下午，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是1949年10月1日的晚上，26岁的曾以是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的战士，也是这个团政委杨培的秘书。这天黄昏，曾以从政委那里得到一份香港出版的《华商报》，借着落日余光看到了那个让他激动不已的消息。

    东莞县人民政府在这一年8月份已成立，时任东莞县委常委的方东却是在10月6日才得知建国的消息。方东在1982年的回忆文章里说，那一天是中秋节，部队加菜。方东到大岭山区开会，这是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会。“我们第一次见到的从香港带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五星红旗，大家兴高采烈。”庆祝会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具体布置入城接管、支前的准备工作。方东回忆说，会上规定了入城的约法三章。“非正规部队、其他武工队等一律不要随便进城，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筑路竖碑　迎接解放

    迎接解放的准备早就开始进行了。建国当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发表《告广东人民书》高呼：“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两广，解放海南岛，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

    东莞县府在1949年9月1日就乐观地估计：在这个形势底下，大概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军就要打到东宝(指东莞和宝安两县)来。县府下发通知，要求各乡各村除了“积极组织战勤队踊跃缴纳公粮”外，还要修桥筑路，在各条大小分岔路上竖立指路碑。通知里详细说明，小路要尽量加阔，“大概在三尺五尺之间”；指路碑“可以用木做，字要写清楚，然后涂上桐油，插在交叉的醒目的地方”。

    东莞城内的地下党也在行动。莞城党总支负责人之一的黄昌生前回忆，解放前夕“我通过各种关系，很快就把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警察局、参议会等四个机构的内部组织情况以及各科长科员的名单列成图表，”通过交通站转送上级。

    今年80岁的张况当时是东莞中学学生，说起当年事仍然手舞足蹈：“老师不上课，学生也都回家了。但我们地下党员不走。第一，我们要赶走那些来学校偷东西的人；第二，写宣传标语，‘解放军要进城了’之类的话到处贴。”

    东莞空城　土匪横行

    1949年10月14日晚上的爆炸声张况听到了，后来他知道那是广州的国民党军队溃败时炸毁海珠桥的响声。

    国民党东莞县长王超听到爆炸声后，随同部分县府人员窜逃南沙、万顷沙、龙穴岛一带。两天后率领水乡武装进城的陈成来描述，他看到的是伪县府“空无一人，厅内四周垃圾满地。”莞城也无国民党军警驻守。

    莞城成为一座空城，四周土匪蠢蠢欲动。刚当了两个月“广州卫戍司令部地方团队第三支队上校支队长”的土匪刘发如，带领匪徒开进莞城。先是借口保护工商业勒索大笔款项，随后号称大军压境，无力守城撤退，“各人自理，恕不负责”。10月15日下午，刘发如逃离莞城。

    原东莞市政协副主席李永康今年73岁，对当年土匪横行记忆犹新。“我们管土匪叫大天二，就是当地的大王头。莞城，大西路最旺，就是现在东方红照相馆一带；中兴路，有很多批发杂货的地方。这些地方周围就有很多大天二。道滘有刘发如。篁村有肥仔张，东城有卢连。高埗有李潮，都是主要的势力。”土匪多穿一件罩衫，大头裤子用丝带绑着，腰间带上一个驳壳枪。当时的莞城几乎每条巷子都有一个闸门。用来抵御土匪，还要请人巡夜敲更鼓。

    解放大军尚未到达，武工队等非正规部队只能在东莞城郊待命。东莞县城的群众组成自卫中队，维持莞城治安秩序。谁知道自卫中队刚成立，当晚就给樟村的卢连匪军袭击，当场打死绰号“牛仔锐”的中队长陈锐，缴去全部武器。10月16日，潜伏在莞城的东莞县委宣传部长祝锦龄派张秋四处打探情况，张秋给他汇报说：各路土匪聚集了十多条大坭船在金鳌洲附近海面，准备晚上洗劫莞城十二坊(即城外几条商业街)。

    全城动员　自发抗匪

    黎柏芳和陈成来很矛盾，前者是当年活跃在大岭山地区黄沙武工队的负责人，后者是活跃在中堂的水乡武装军事指挥。15、16日两天内，他们都接待了从东莞县城来的群众代表，要求他们带队伍接管莞城，抗击土匪。但是，东莞县委在9月底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地方武装、武工队、政工人员不得随便进城接管。

    先出发的是黎柏芳。群众代表祁贺枝向他转达了东莞县委书记何胜(卢焕光)的指示，要求黎柏芳迅速到温塘集中几十名武装民兵，到县城维持治安。黎柏芳曾经回忆说，刚开始他对莞城的情况“不大摸底”，“先把队伍开到黄旗茶亭坳，两挺机枪对准莞城，万一城里发生抢劫，我们就密集射击，敌人会以为大军进城，必须逃窜躲避，这样就可以暂时解围。”等到查实城内确实“真空”，黎柏芳将队伍开到岗贝，在这里他碰上了祝锦龄派出来联系队伍的张秋。考虑到匪军晚上有可能进城抢劫，身为东莞县委常委的祝锦龄拍板，黎柏芳的队伍立刻进城。

    随后，陈成来、方东率领水乡青龙、过江龙二个主力连队170多人，从中堂挺进莞城。与黎柏芳会合后，时任东莞第五区区委书记方东主持，陈成来和黎柏芳等人在西门城楼开会，研究水乡连队、山乡武工队晚上如何划分防区，统一放哨口令。

    16日夜，本来由于电厂停电，街道应该是漆黑一团。但是为了预防土匪、小偷，地下党和工人纠察队动员家家户户点着煤油灯。陈成来回忆说，“顿时使整个莞城灯光通明，通宵达旦。”许多群众自觉拿着木棍，铁锹进行巡逻放哨。莞城永泰村地下团员十多人荷枪实弹监视金鳌洲附近东江江面，想发点横财的土匪看到情势不对也都溜了。陈成来说：“当晚整个莞城局势大致平静，安全度过黎明前的一个晚上。”

    是夜，张况在东莞中学的宿舍里整夜未眠。他脑子里反复出现的画面，是有人在黄旗山顶上不停地摇摆红旗。

    红色日子　明朗的天

    同样难以入睡的还有曾以，以及边纵一支三团的战士们。10月16日，一支三团从宝安观澜，经长山口，走了三十多公里，赶到寮步，已是深夜十二时。如今在佛山，还担任着小区离退休党支部管理小组书记的曾以，经常撰文回忆解放东莞县城的前前后后。“那天夜里部队首长从情报及《华商报》的报道中得知广州的敌人已开始撤退，他们开会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部队马上开进东莞城，扩大政治影响，17日早上出发。

    曾以将1949年10月17日称为“红色的日子”。他觉得这一天炊事班早饭做得特别早，同志们吃得特别香。从寮步到东莞城十七公里的行军，看起来与以前也大不一样。以前，部队总是走山路、小路、崎岖不平的路，现在走的是大路、公路；以前战士们总是穿唐装衫，便装服，万一被抓到可以冒充农民，现在“都穿上青绿色的新军衣，堂堂正正”；以前行军都是黄昏、半夜，不许说话不许抽烟只能默记“黑泥、白石、光水凼”，但是17日这天没有人不在讲话。距离东莞城还有几里地、队伍进行休息整顿。一支三团团长麦定唐强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命令：“现在大家互相检查服装、军风纪。”

    上午9时许，一支三团先头部队到达东莞城。宁静的城市如同一个心怀忐忑的孩子，尚未从前夜的警觉和疲倦中醒来。曾以回忆，那个早晨“店铺也不大开门。因为怕有烂仔抢劫”。解放军一到，大声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道道门就纷纷打开了。

    等到下午，一支三团主力部队到达东莞县城，看到的已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人们都挥舞着小红旗，举着红布横匾，等候解放军队伍入城。张况说：“南方不同北方，没有扭大秧歌的，但是鞭炮整整放了一天。”

    一支三团主力队伍从东莞县城高第街走过，团长麦定唐、副团长何棠走在队伍前头。那条高第街如今改名叫解放路，日日车水马龙。

    新建政权　蹒跚起步

    1949年11月2日，东莞各界在公园广场举行庆祝新中国诞生暨全县解放大会；就在同一天，城南小学百余名小学生把零花钱港币42元6角5分寄到东莞县委机关报《黎明报》编辑部，托其转交给解放军。

    旧势力被风卷残云，新力量是人心所向，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和崛起无可阻挡。东莞解放当天，新的人民政权建立。卢焕光任县委书记，杨培任副书记兼县长。新政权的工作重心从一份1949年12月5日出版的《黎明报》上可以看出来：《珠三角指挥部指示关于筹粮办法》、《收缴反动土霸武器》、《军工烈属请速登记》、《清算贪污党棍学阀》……甚至还有一条体育新闻，全县人民运动大会于1950年元旦举行，“分男女甲乙丙组项目丰富”。

    改造并建设一座城市比纸面上反映出来的要艰难，城市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张况说，南下大军进入东莞以后，有战士不习惯城市生活，随处坐卧，甚至在东莞中学等处随地大小便。“但是，这是因为他们连续作战太劳累了，休整两天后整个面貌焕然一新，”张况强调说。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并非个案，一支三团政治处曾在1949年8月份编印过一个小册子，其中就有各地解放军战士严守城市纪律的多篇文字：“脚疼事小，纪律事大。脚碰伤了自己疼，犯了纪律大家疼。”

    解放第二年，新政权持续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考验。4月，逃往港澳的匪特潜回东莞破坏；5月，国民党军队派飞机轰炸石龙铁路桥；6月，东江水涨，东莞受涝面积15.9万亩；9月，一区拘留所发生武装暴动事件，犯人抢夺枪支进攻区政府……甚至新政权自身健康的肌体也出现病变，10月，东莞县第七区及其所属园洲乡干部出现贪污腐化、开枪威吓群众的严重事件(《建国五十年东莞大事记》，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东莞市档案馆编著)。

    东莞解放前一天被祝锦龄派去联络黎柏芳的张秋撰文回忆，解放后他被安排在莞城市政府工作，“从此当上国家干部”。解放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虽然起步蹒跚，但东莞之所以成为东莞，源于那个“红色的日子”。

    口述60年

    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讲述者：陈矛，82岁，原东莞市政协主席

    1944年7月，我17岁，就悄悄参加了部队。后来父亲知道了，要我跟他回家。我说，我不回去了，走了还少一个人吃饭啊。

    1948年，我到东莞参与组工队工作，组工队就是发展党员。有一次我与战友朱善到梅塘田心村，想去发展党组织。有一天天没亮，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了田心村，原来有部队和武工队在村里。国民党的人就去追他们了。我们不是目标，但要走也走不了。于是我们就找个柴房隐蔽起来，朱善拿着手枪我拿手榴弹。朱善躲在灶内，我躲在烟囱边。我当时已经想好了，如果敌人进来，朱善用手枪还击；如果失败，我就拉响手榴弹。朱善也同意这个做法。我们宁死不做俘虏，大家一起炸算数。

    国民党军队进村，鸡飞狗跳，一间间排查。柴房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太。国民党的人就问，你见到“毛匪”没有？老太太说，没有啊，我坐了很久都没有见到。连续来了两拨人，老太婆都说没有见到。过后不久，有村民问，“发瘟鸡”(指国民党)走了没有。有一些人就回应说走了。我们才敢出来。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