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档案

◆《关于反走私手表廉价出售给干部问题的报告》

◆编号：025-A12.002-0005-00081958.4.6

◆《关于处理反走私物品的通知》

◆编号：025-A12.002-0005-00091958.4.29

今天50岁以上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三转一响”的。那时，要讨个老婆，人家首先要问：有没有“三转一响”？如果没有，那就对不起，“老婆”可能就归别人了。

“三转一响”，20世纪60~70年代的流行词，指的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三转一响”是当时“小康”生活的重要标志，也是那个时代人民所能拥有的最高财富！

虽说不是稀罕物品，但物以稀为贵，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三转一响”更是离普通人遥不可及。但因毗邻港澳，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些手表、单车等通过某些渠道流入东莞。1958年，正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东莞，就因一批反走私物品引发了一场风波……

1957年，那一年，反走私运动在沿海地区展开。

东莞县也成立了反走私办公室，人员是从税务、公安、商业等部门抽调组成，在县“政法公安部”内办公。东莞老人杨恩德和陈启雄，当年都在“政法公安部”工作，对这段时期的反走私工作印象深刻。

他们“盯”上了反走私手表

新中国成立初期，杨恩德在太平一带工作，查扣走私物品是他的职责之一。杨恩德回忆，1950年代国内生产能力有限，物资十分匮乏，连牙刷、指甲钳这样的小东西都没有。当东莞大部分人还在用猪鬃“擦”牙时，沿海的村民开始用小船将日用品从香港偷运入境。当然，让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手表，手表个头小、价值高、容易携带，受到“带货”人的欢迎。77岁的陈启雄回忆，当时走私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一些女同志会将手表放在身体里蒙混过关。

1958年，反走私运动已经开展了一年，没收的手表以二手货居多，少数还有尼龙套子装着。当年，在县民众教育馆举办了一场反走私成果展，吸引了不少莞人观看。这些物品中，就包括200多块手表、少量单车和洋杂货。陈启雄说，很多人都“盯”上了手表，其中包括部队的一些人，他们需要时间来“行军打仗”。

决定向干部低价出售手表

如何处理这些反走私物品呢？从当年的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反走私手表廉价出售给干部问题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为了照顾干部，快点把手表卖出去，用于建设水利”。手表就这样被廉价出售了。报告显示，手表按境外底价(注：不含税的价格)加150%出售，一块瑞士英纳格17石（规格）手表作价52.5元，如果按当时商业部门规定挂出的牌价应是140元。

杨恩德当时就买了一块英纳格手表。他说，反走私办叫来修表匠人，给每块手表分类定级，像梅花表等是二类，英纳格只能算是四类了，然后再按照新旧程度标价出售。杨恩德当时是副股长，一块手表花去了他一个多月的工资。由于数量有限，陈启雄等普通干部并没有买到。

因上级批评买者被迫补价

反走私手表卖了，所得收入用作水利建设，但是事情却没完。

东莞廉价出售反走私手表的事情，很快就被上级知道了。上级认为，当国家正在艰苦奋斗增产节约，大量积累建设资金的时候，东莞县却让国家利益受到损失。在向惠阳地委和广东省委作出检讨后，东莞县人委随后下发了《关于处理反走私物品的通知》。通知中的“自我批评”这样写道，“过低的价格在机关中曾引起争购手表、洋货的歪风，影响了对建设肥料厂的捐献，更严重的是有些人从中图利，影响极坏”。

根据档案可以看出，上级部门显然不同意东莞提出的“在原来售出价上加价20%~25%”的处理意见，要求由购买者按照低于国营零售价4%的价格补齐差价。按国营价，一块手表动辄上百元，上级允许在1958年11月底前按月从工资中扣除，通知对反走私中没收的单车、洋杂货等处理也作了明确说明。接到通知后，杨恩德拿出自己的积蓄，补齐了手表差价。他说，每块手表都登记在册，购买人签名了才能拿走，因此不用担心找不到买主。

“出了这样的错误，领导自然免不了受批评”，杨恩德说，廉价出售手表的初衷是为了尽快出手，以支援县里的水利建设，但一些人以权谋私从中牟利，给国家利益带来了损失。而在当时，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县委书记到局里饭堂吃饭，需要自己掏钱”，杨恩德说。

另据陈启雄称，这件事情之所以升级也可能与那次反走私展览有关，展览过后手表的数目对不上了。陈启雄感慨，以前手表大家都当宝贝，但现在谁还稀罕，改革开放后什么东西都有了，大家荷包鼓了，再不会有钱买不到东西的事情了。

原载《东莞日报》4月12日A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