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东莞党组织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精彩而生动的缩影。现利用馆藏红色档案介绍改革开放进程中东莞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有关情况。

一、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后被称为“两个凡是”），这种拒绝对事物作任何分析的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步履维艰。揭批“四人帮”运动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旦遇到毛主席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主席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严重影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然而，解决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打破，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明确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二、东莞实现第一次思想大解放

东莞县委密切关注着全国与广东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县委态度鲜明，赞同和支持《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观点，并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1978年七八月开始，县委组织干部群众陆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

9月15日，中共东莞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当前形势的需要，现决定：干部的理论学习内容，从现在起至年底，改为学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明确“要认清当前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当前，学习和研究真理的标准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问题。首先，这是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的一项迫不及待的重要任务；其次，这是顺利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极为重要的根本问题；第三，这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迫切需要”。规定了主读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反对本本主义》等文件，参考资料为“今年四月份以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学习要求：“1.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2.学习中要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充分发表个人意见，通过讨论，求得统一，要实行毛主席提出的‘三不主义’，一定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棍子、帽子压人。3.学习要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要把学习同揭批‘四人帮’结合起来，同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同各项具体生产业务工作结合起来”。文件还布置了9道学习讨论参考题，供各单位学习讨论时参考，并要求各公社、镇、机关各战线将初步学习情况，讨论中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形成书面材料向县委宣传部汇报。东莞各级党组织“通过上党课，进行专题的理论学习辅导等方法，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我们共产党人就是靠科学吃饭的道理”。次年，东莞按照中共中央和省委部署，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工作。县委利用报告会、广播、办学习班等形式，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宣传发动，从而使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在全县各地开展起来。

东莞广泛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从而有力地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创东莞新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之时，1978年7月15日，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规定广东、福建可以实行来料加工试点。中共广东省委迅速作出关于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东莞县委和县政府抓住这一机遇，开展引进外资振兴地方经济的工作。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仍很严重，一些领导干部对发展外向型经济有所疑虑，怕接受外商来料加工丢了贫下中农的面子，影响共产党员的威望；怕同外商打交道，以后在政治运动中会被当成与资本家勾结；怕引进外资会带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影响“反外逃”。东莞县委组织全县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国务院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的22条规定，坚信自己的做法符合对外开放的形势需要，于国于民都有利。通过解放思想，消除了一些干部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顾虑后，东莞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把来料加工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工作来抓。1978年9月15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三个月，中国内地第一间来料加工厂“东莞县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在国内率先经营“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业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前一天，1978年12月21日，县委下发《关于建立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机构的通知》，成立东莞县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东莞县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工作，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从洽谈、工商登记、报关、办理进出口许可证以及香港直通车手续等，实行“一条龙”式管理与服务。

在思想大解放的引领下，东莞继续加大改革开放步伐。1984年，高埗公社由集体和个人集资250万元兴建的高埗大桥建成通车，成为全国第一座“集资建桥，过桥收费”的地方公路桥梁，开创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

从1978年到1991年，思想解放的东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至1991年底，东莞“三来一补”企业已达5000多家，“三资”企业700多家，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1978年至1991年，东莞国民生产总值从6.11亿元上升到73.77亿元，增长11倍，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