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00多万人口的小县深陷“忠”字海洋、批斗的文山会海中。这片土地在“文革”巨大的浪潮中无法自我把舵。如今,狂风巨浪已经远去,留下的斑斑点点仍让人触目惊心。当我们平静地真正逼近这段岁月,灾难下的疯狂、恐惧、荒诞、彷徨、良知与坚强将一一呈现。

市政协原主席杜奕宽至今都扼腕痛惜,当时东莞中学一名生物老师自杀了。“当时没有针对他,只是他出身地主,害怕。他往脖子大动脉割一刀,当时我赶到后抱着他想抢救,血都溅到我身上了……”

“嘿,尿素袋又轻又薄,夏天穿很凉爽,又耐穿。”离休干部王奥也对尿素袋印象深刻……一名干部把“净重50公斤”字样裁剪在裤子的屁股部分。大家就指着他的屁股笑,“啊,你的屁股净重50公斤啊,哈哈。”

风暴首站中学校园

旗峰花园小区里,今年80岁的离休干部王奥正在叹茶,享受悠闲午后。30多年前60多场抄家、批斗、陪斗,如今想来恍如隔世,倔强的他从没低过头。

“我当过县文革办公室主任,后被打成牛鬼蛇神进干校,后来也没立功,竟被委任为干校副校长”。“文革”结束写鉴定,王奥写道“就是糊糊涂涂过着,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文革”10年,如同戏剧般荒诞。东莞的中学就是这段狂飙历史的第一站。

1966年夏天,萧永铿很焦虑,“一晚上醒来好几次,没有睡好”。这名东莞中学教师被戴上“小邓拓”的帽子。这年“五一六”通知刚下发,“文革”全面爆发。6月29日,东莞中学、东莞师范等学校首先开展“文化大革命”。

萧永铿感觉深陷网中难以挣脱。晚饭时,妹夫到家里坐。在天井里,他语气凝重地说现在很像反右前夕,讲话、做事得小心点,否则会招来麻烦。(摘录自《东莞中学1902-2007》)

市政协原主席杜奕宽至今都扼腕痛惜,当时东莞中学一名生物老师自杀了。“当时没有针对他,只是他出身地主,害怕。他往脖子大动脉割一刀,当时我赶到后抱着他想抢救,血都溅到我身上了……”

鲜血并没有让一切停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迅速占领大街小巷……

即使是偏远在东边一隅的桥头公社也感受到了冷意。一名从广州归来的学生在桥头圩的地上用石灰石写下大大的“桥头必须大乱”,农民们看到也觉得人心惶惶。

在东莞人的记忆里,“揪斗”这个词占据了这段长长的时间隧道。

林若下放挖井受伤

很快,风暴卷起,每个人都不由自主。

1966年,时任东莞县委书记林若刚被调到湛江。东莞的造反派提出要到湛江抓他。“光批林若的大字报就有20万字,贴在街头,贴在汽车站。”一名老干部因书法了得,负责撰写大字报。干部们揪住林若讲过的一些话来斗。“林若说过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已经基本确立了。有人就斗他说毛主席经常强调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一个普通干部怎么能这么说?”

林若并不知道危险如同一头猛兽,正在前方盯着他。

林若曾回忆,“我那时思想太单纯了。毛主席号召领导干部要接受群众的教育。在这种形势下,我写了封信说我工作有缺点问题的,需要我回来做检讨,也可以啊。这不就是‘自投罗网’吗?接到我的信以后,东莞方面马上来抓我。”(摘自《前省委书记林若忆“文革”:我常感觉身不由己》)

他回到东莞,先被拉到县城礼堂开批斗大会,后又被拉到下面的公社去斗。斗了几个月,到东莞干校劳动。1971年,他才被“解放”。

林若轻描淡写地略过那段艰难的日子。实际上,在旗峰干校劳动期间,他曾命悬一线。

1968年10月14日,东莞县“五·七”干校开锣。干部轮流下放,第一批有1000多人。“林若在干校劳动很积极,挑粪、挑水很厉害,每次都能挑起一百多斤重的担子。林若和我当时就住在黄旗山的庙里,睡在神台上。”78岁旅游局退休干部卢涛说。

当时食堂没有水井,干校就让林若负责在饭堂门口挖井。他连续挖了几个月还没有水。有天挖井时,林若划伤了手,他也没有在意。

在饭堂吃饭,卢涛看见林若吃东西时嘴巴怪怪的就问起。“林若说他的牙臼很紧,吃不到东西。”卢涛觉得不对劲,就叫林若去医务室检查,医务室只有中医,无法处理。

当天下午,林若骑自行车去中医院看病后说是破伤风,但是没有用药。

卢涛一听,急了,破伤风死亡率极高。当时在干校没书可看,闲暇时他喜欢走山头找草药。他想起平时在山里见过红骨蓖麻,可以控制一下破伤风。

“我骑单车抄小路,赶了10公里路到同沙水库,因为隔着水库,我就游了几百米到那边山上摘。”卢涛说自己当时年轻,很快在大岭山一个山头采到了红骨蓖麻,捣鼓几下给林若“顶档”。

病情转重抢救林若

可红骨蓖麻仅能救急。因为去住院也要干校批准,卢涛就找了干校副校长王阳鑫说要让林若去人民医院,王同意了。

林若到了医院,还是“干校作风”,不忘劳动。他一到病房就把窗户、桌子都擦得干干净净。“我说林书记你生病了还不休息。他自己看起来倒是很精神说没事。”卢涛以为到了医院就保险。

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林若的病情直转而下。“我到医院去看他,结果发现他竟然躺在床上动不了了,脸色也不好。”

更令卢涛气愤的是,“有人路过林若病房还钻个脑袋进来,说嘿,走资派。”原来,市人民医院因为林若是走资派不敢给他治病,没有给他用任何药,也没有护士照顾,这才导致病情急剧恶化。“林若说很辛苦,翻身都翻不了。”

卢涛赶紧找到王阳鑫说,“林若就要死了,你们还不快送省医院。”王随后找了县领导姚文绪。当天林若就被送到广州的省中医院。林若这才得到救治,躲过一劫。

一个月后,林若从广州回东莞干校。“那天我见到他撑把伞,瘦了好多,面颊都凹下去了。没有人跟他打招呼。”卢涛说,自己最佩服的人就是林若,“林若的威信在我心中很高。别人这样对待他,我看不过眼啊。”

如今,坊间还流传着不少农民在“文革”期间,保护林若的小故事。比如给林若送糖水,还有农民给他熬过鸡汤。甚至有公社以“揪斗”之名把林若保护起来。朴实的农民还会安慰林若运动很快过去啦,希望他撑过去。

改造“坦克”环城示威

多年后,谈及这段岁月,林若感叹“我常常感到身不由己”。其实,不单是林若,所有的人都承受着角色转变,或激动,或彷徨。

“文革”中的东莞,派别斗争异常激烈。干部群众一般分为两派。一是东战联(也称东风派),就是东莞战斗联合组织,这一派干部较多,观点为“保皇”。另一派是红旗派,也叫“斗批处”,多为“出身不好”的人或者学生。

莞城一名老干部甚至不愿意再谈这段历史,“我斗过别人,别人也斗过我。”就连运河也成为派别斗争的舞台。一家人都分成两派。清晨,父女俩在运河边洗脸,各在一边,女儿对父亲喊,“你觉悟吧,不要做保皇派”。

很快,林彪和江青煽动全面内战,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东莞的武斗也开始升级,最有东莞特色的就是拖拉机改装成坦克,示威游行。

1967年9月莞城连续发生武斗。“当时我还在大岭山。每个镇都派了军人,不让农民到城里来武斗。部队当晚把我调回莞城维持秩序。”支左军人卢建有说,武斗时还有人扔了四五个手榴弹,死了一个人。如今很多莞城老人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他叫袁罗文。

袁罗文的死,让两派的斗争迅速升级。当时东风派要抬着袁的尸体游行,但有人怕事态变坏就否决了。

富戏剧性的是,袁罗文死后,东莞农修厂工人很快将自己工厂生产的拖拉机改装成10多辆“坦克”上街示威。这些“坦克”由拖拉机改装,车身焊上钢板,车头加装挡风玻璃,还煞有介事弄个钢管当炮头。

不过它的轮子还是拖拉机铁齿,好好的马路“坦克”一驶过,就变成了“排骨路”。“当时从厂里开到莞中,再开到万寿路,转了一圈。”当时“坦克”上街是很威风的事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成为老莞城人共同的记忆。

穿尿素袋凉爽新潮

1968年2月28日,东莞革委会成立。这是夺权风潮在东莞的具体体现。

“东莞革委会的招牌是我做的。”退休干部岑诒立笑道,当时他是文化系统内第一个被“打倒”的人。“我做好后,他们发现是用两块木板合并做成,说这怎么能行?”岑诒立只好连夜赶工,找了一块大木板做好。

“那个时候,我从不敢说不,我只能说是。”岑诒立叹言。

这一年,东莞与全国一样,深深地陷入忠字海洋中。但普罗大众的生活仍在继续,甚至有那个时代的独特乐观。

“那个时候很兴穿尿素袋,还是日本进口的呢。”桥头老干部莫树材说,60、70年代,尿素袋成为大家最爱穿的服装之一。当时进口日本尿素当肥料,蛇皮袋就被东莞人裁剪成衣服。不要小看这个尿素袋,可是很难得的好材料,老东莞还会强调“还是进口的呢”。

“公社正式干部可以分到2个,普通干部分1个。大家分到后就拿到店里染成蓝色。”莫树材的父亲开了这样一家店。先把袋子磨薄,再染,一天能染30多件“尿素衣”。

“嘿,尿素袋又轻又薄,夏天穿很凉爽,又耐穿。”离休干部王奥也对尿素袋印象深刻。不过这样的尿素袋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袋子上有大大的“净重50公斤”的字样。这几个字到底摆在哪里呢?莫树材说当时流行很广的一个笑话是,一名干部把“净重50公斤”字样裁剪在裤子的屁股部分。大家就指着他的屁股笑,“啊,你的屁股净重50公斤啊,哈哈。”

其实,人们并不是真的喜欢穿蛇皮袋、麻包袋。“一年的布票只有1丈3尺6,个子165cm还能做一套,再高点就不够啦。”莫树材笑言,那10多年自己都是“4条三”———每个月33元工资、30斤粮票、3两油。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后,社会相对安定,生产也跟上来了。1974年,东莞县水稻总产首次超过10亿斤,创水稻历史最高水平。1975年,东莞外贸收购突破1亿元,同样创历年最高记录。

1978年,东莞更风光了。这一年,老市长郑锦滔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双学大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当时东莞县每年稳定向国家上交粮食4.3亿~4.5亿公斤,排在全国前三位。

也是在这一年,东莞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旅程……

口述60年

故宫宝贝

“白送”东莞

讲述者:房松青,离休干部,原东莞县文化局副局长

1973年冬天,国家文物局一名副局长带着文物专家谢辰生到东莞。这名局长当时只有20多岁,他参观“东莞县博物图书馆”陈列展说:“展览挺好,就是文物太少。”

我当时做文化局副局长,我说“小地方文物确实少一些。”局长突然话锋一转:“那你们想不想要文物?我叫故宫拨赠一批给你们。”我马上说“想要!”寥寥数语竟能敲定如此大的事情?我吃饭时悄悄问了谢辰生。他点点头称有戏。

故宫肯送文物给东莞,是难以相信的事情。我向市领导汇报称要飞北京拿文物。市领导以为我开玩笑。当天下午,国家文物局马上发电报称请东莞到北京接收故宫拨赠的文物,领导才相信。

巧的是,我和博物馆馆长何伯逊到机场碰到了广州博物馆的人也去北京。我们不敢实言相告。哪知回来坐火车又遇到他们,就露馅了。“故宫怎么肯拨文物给你们?如果我们要,都要等价交换才行。”广州博物馆啧啧称奇。就这样故宫103件文物就深藏东莞了。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