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珠江口岸边，一群普通的渔民、船工成为中共新生政权的保卫者。他们在特务阴谋炸掉石龙铁路桥、破坏苏联展览的尖峰时刻，砍断了将要燃烧的“导火索”，让爆炸、纵火的阴谋熄灭。

半个世纪了，他们依然是无名英雄。他们或是渔民、船工。

我们仍要感念他们为国家建设、为社会稳定、为人民生命安全所做出的贡献和付出的代价。

其实最困难的事情不是说出真相，而是在感念的同时，不忘反思。

大跃进、镇反、反右斗争当中，时代的疤痕仍然让人痛心。因错杀、错判、错抓而伤害了一些无辜的人……

近日，深圳经济特区创建者之一、广东早年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和推动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方苞首度较完整地披露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东莞公安如何与特务做斗争的故事，同时不忘反思土改、反右、“文革”中存在的失误。

78岁的方苞警醒世人：要对历史负责，该平反要平反！公安队伍不能搞逼供信，宁愿破不了案也不能伤害无辜。

学生老兵 抽调反特

1949年，秋天，漆黑的夜里，虎门码头，国民党军人排着长队、穿着长靴挤上了一艘艘船开始撤退……

帆远船去，10月17日莞城解放，然而平静的背后却潜伏了一批特务。特务与土匪勾结起来建立地下武装，为将来反攻大陆作为内应。珠三角一带，尤其是蛇口、珠海、东莞等地特务很活跃。

18岁的中学生方苞当时一心想抗美援朝，没想到会和特务打上交道。组织把他“拦”下来，与其他10名莞中学生一样抽调加入了东莞县公安局。他刚上岗就参加镇压反革命了。

当时中国开始用3大运动来巩固政权，一是土地改革，二是镇压反革命，三是抗美援朝。方苞就如一颗崭新的螺丝钉，加入其中。

不单是学生哥来“反特”，东纵、边纵这些与国民党长期交手的战士也被组织抽调来反特。12岁就参加东江纵队的“老兵”何林就是其中一名。

1951年，何林被派到东莞万顷沙派出所当副所长。万顷沙与香港非常近，一开船很快到香港，所以特务较多。何林之子、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研究员何志毅称，当时父亲还抓过一个女特务，这个女特务说愿意“献身”给何林，被何林拒绝了。最后女特务也被枪毙了。

此外，何林还收到过特务给他寄的信，里面是一颗子弹，信上写了一句话：“敢不敢和我斗？”即使是何林的妻子林国冰也差点与特务擦身而过。1951年1月，她所在的工作队在宝安南头一个庙里。此前的一晚，工作队就有6名队员被特务杀害。

解放初期，反革命的形势比较严峻。东莞的乡政府确实多次遭到匪特的袭击，南沙农会被掷入手榴弹，造成炸死炸伤13人的惨剧。此外，匪徒还破坏交通，以查户口为名持枪洗劫石龙中围村。

根据东莞市志记载，光1950年，东莞公安局破获了30宗反革命案件，当年县内区、乡政府干部、工作队遭匪特枪击而死伤的达50多人，所以1951年东莞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高潮。1951年2月-12月，东莞公安破获了“反共救国军”等24宗投毒、爆炸与反革命案件。(摘自《东莞市志》)

特务要烧 苏联展会

1953年，全国第3次公安大会提出要由暴风骤雨式的镇反运动转向经常性的隐蔽斗争，主要对付特务。

深夜，时任县公安局政保股股长的方苞摊开2000多平方公里的东莞地图，开始犯难了。特务在哪里？突破口在哪里？回答他的是无声的黑夜。

随后，省公安厅组织政法学校到东莞试点，看看隐蔽斗争怎么和群众结合起来。1954年冬天，方苞带领一批侦探员与太平分局民警开始在太平的水上搞试点。

当时东莞有机船运土特产进出香港贸易，渔民在海上捕鱼也经常出入香港。方苞部署公安局干警到渔民和船工中去，深入开展爱国教育，广交朋友，有公开的也有秘密进行的朋友。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方苞瞄准了他们。国民党也跟渔民、船工交朋友，经常请渔民到香港茶楼喝茶。因为他们要送爆破器材、电台回大陆就要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

1956年国庆节前夕，广州办了苏联展览会，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这次活动不仅在省内，而且在海外都有重大影响。可方苞收到线索说，国民党要破坏苏展会。

其实早在1953年，国民党搞了东山岛事件后，重点就转为在大陆搞暗杀。苏展会就是首选目标，他们想放火！

这批经台湾专门培训的行动特务悄悄地潜入大陆……眼看着苏展会的日期临近，定时纵火器进不了口岸，国民党特务也犯难。

于是，他们找到了渔民、船工。渔民船工立即上报情况，在方苞等侦查干部的指挥下，渔民船工与敌特周旋，最终4个定时纵火器落入公安手中。几名特务到虎门接货时就被捕了，并在广州伏法了。

但是这名无名英雄是谁，他从来没有露过面，直到他病逝。

台湾特务组织还不死心。1962年还叫嚣反攻大陆，在惠东小星山岛空降特务的同时，仍然利用太平这条交通线运定时炸弹进来，定时炸弹也落入东莞公安手中，特务的爆炸阴谋一再破灭，就是公安干警依靠发动群众，为反特斗争赢得了主动权。

特务预谋 炸石龙桥

不单是苏展会，铁路、桥梁等重要交通设施更是他们瞄准的目标。

1956年五一节，特务要炸广深铁路，重点目标是东莞石龙铁路桥，当时内部收到的情报是这个行动特务姓刘，但是广东刘姓人口不少，大海捞针，哪里去找？方苞只能全面动员民兵、公安干警和铁路重点布置在石龙桥和靠近深圳的铁路，组织很多民兵、侦查员夜里巡逻。

漫漫长夜，年轻的方苞非常焦虑。他害怕民兵万一疲劳睡着了，容易让敌人阴谋得逞，所以他就沿着铁路从石龙走到常平，再从常平走到天堂围，甚至走到天亮，但“刘”迟迟没有动静。“刘”看到东莞地段特别是石龙桥附近防守严了，后来就在深圳布吉李朗附近的铁路搞爆炸，当夜偷渡潜回香港。

第一次爆炸搞成了，省公安厅下令一定要查出这个特务。东莞公安果然在凤岗找到了这个名为刘立福的特务，在他第二次潜入时将其逮捕了。

这样石龙铁路桥下的河水才能静静流淌，远离了爆炸的危险，广深铁路安全驶过无数的列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方苞说自己和当时的侦查员每次经过，都为自己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而感到自豪和欣慰。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蒋介石认为这是制造动乱和反攻大陆的良机，于是一边空降特务到海岛和深山，一边在沿海城镇人口稠密地方搞爆破，为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壮胆，妄图用此煽动反革命暴乱，他们选择的目标就是石岐、蛇口、太平等地。“石岐蛇口电影院都响了炸弹，江门市公安局副局长方子林同志也牺牲了。”

省公安厅下决心要侦破此案，宝安、东莞两县公安局侦查部门联手查出在蛇口放炸弹的是原籍太平的流动渔民吴柏年。吴常年住元朗流浮山一带。两县公安协作设计抓捕吴，就在蛇口把他枪决了。

疯狂年代 集训逼供

事隔50多年后，方苞不仅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粉碎敌特行动破坏阴谋取得的胜利，也提到“大跃进”、“文革”期间出现的冤假错案带来的教训。

他语重心长地称：“千万不能搞逼供信，宁可不破案。”

如今，许多史实都已无踪迹可循，但这位历史的见证者，仍然不惧揭开这道时代的疤痕，并为当时的失误而痛心。

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的火热时代，公安系统怎么大跃进？就是围绕保平安，制定高指标，比如制定“无偷窃”、“无偷渡”、“无治安事故”等“十无”，或是“破积案100%”等，各县互相挑战，头脑越来越热。

当时流行用集训的办法破特务案。1958年夏天，方苞到惠阳地区公安处开会回来，听说几天集训就破了好多“特务案”。做过多年侦查工作的方苞询问后发现，原来是搞了逼供信，那并非是真的特务。

方苞下令，所有经过集训坦白检举和通过逼供信找出来的特务案，一个都不能抓，后来经过一一核查、证实，全都是假案。

假特务案 险被牵连

“文革”开始后，方苞“靠边站”挨批斗，到五七干校劳动，下放村里当社员。林彪事件后，1971年11月才恢复工作，调任惠阳专区保卫组五办主任。

当时，厚街出现了“假特务案”。省保卫组指定惠阳地区保卫组总结厚街“假特务案”的教训，要在全省公安会议上发言。

于是，方苞到惠阳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厚街调查，用了半个月时间查清楚该案全部真相。原来，1967年到1970年厚街特务假案涉及100多人。其中80多人受到刑讯逼供，甚至连国民党特务用的“披麻戴孝”等酷刑都用了，受不了酷刑就乱“咬”，逼死了3人，连公安局侦查员都被“咬”定为“特务”。有熟悉内情的人披露，这个特务案曾怀疑过方苞是特务“总后台”，是幕后指挥。如果不是侦查员坚决不招供，说不定连方苞都被牵连进去。

方苞到惠阳地区保卫组第2个任务，是到惠东县调研“文革”期间新破的“特务”案。惠东县保卫组在“文革”“一打三反”时破了30多个特务案。方苞问当时分管此项工作的保卫组副组长说，“有多少是真的？”副组长说都是真的。方苞就让他找“最真的”看看。

方苞和这位副组长一起审讯这名“最真的特务”，问他是怎么参加特务的，特务组织怎样给他布置任务。结果他说是杀鸡头、饮鸡血，完全是参加黑社会那样。当他听到方苞解释称，公安不允许“逼供信”时，他就立即翻供。方苞带领的工作组用了1个月的时间，逐案审核，结果30多个“特务案”都被推翻。回忆起这30多个“假特务案”，方苞感叹“这都是逼供信惹的祸”。

备注：

逼供信———审讯人员对被审人施用肉刑、变相肉刑或其他威胁手段逼取口供，一有招供即信以为真，据以定案

披麻戴孝———先用老虎棒(一种带刺的棒槌)打，然后用刺激性物质，如盐，水，撒在伤口上，再用纱布缠上，等过了十多天，肉和纱布长在了一起，再把纱布撕去，这样就活活地撕去了一层皮。

方苞：

偷抢甘蔗成风,可我不忍抓人

“大跃进”后接着是3年经济困难时期，东莞作为粮产区，上调的粮食太多了。农民吃不饱肚子，很多人水肿，需要补充糖分，就在田地里砍甘蔗吃。常有满载甘蔗的车爬坡时速度慢，成群结队的农民就爬车扒甘蔗。

省委布置整顿社会治安，遏制盗窃风。公社书记担心甘蔗被扒光，完不成食糖上调任务。在县委会议上大家都批评公安局右倾，要求抓人去刹住这股风。

当时我是县公安局长，压力很大。若不采取措施，甘蔗被扒光了，公社水肿病人没有糖补充会出事，但是偷抢甘蔗的都是贫下中农，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靠抓人去解决问题。

我们就在附城(现今东城)搞试点，用惩罚极少数、教育大多数、尽量少抓人的办法。先召开公社千人大会，拘留几个。大部分拘留8-10天就释放了。东莞县80万人，只抓了60多个人，就把这股风刹住了。后来全省复查案件，大部分释放了。上级认为东莞抓人最少解决问题最好。

政策是党的生命，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宜疏不宜堵，宜教不宜压，不宜火上浇油，要在治本上下功夫。用批评警告手段能解决的就不用拘留、用拘留手段能解决的就不用逮捕、尽量少抓人。

第一代东莞公安人讲破案

武装部长自杀案 挖尸体找子弹

讲述者：方苞

那时侦查员遇到紧急情况常常晚上骑单车，天黑路又不好，坑坑洼洼，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当时也没觉得多么苦。1960年，老百姓报案说在水濂山山顶发现女尸。我半夜就上山了，天黑看不到路，攀树杈爬上去。第二天天亮，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来的。走路下来都不容易。

最艰苦的工作都是领导冲到前面。有个大岭山武装部长持枪自杀了，却是现场发现两粒弹壳，但只找到一个弹头。县委怀疑是他杀，虽然已经掩埋了尸体，几天后又把他挖出来，开颅，在脑浆里找到一个子弹。那个尸体臭得不行，都是副局长周培坤操作。

偷牛案 背棉被睡柴房

讲述者：张满旺，1985年后曾担任东莞县、市公安局副局长多年

1951年，我17岁去石龙公安分驻所工作。哪里知道，报到后第三个晚上就派我到湛江去放哨，发了一支枪给我。其实我站岗也害怕，因为还没学过开枪。

当时人才缺乏，1956年我到县公安局刑侦股工作，我们甚至连单车都没有，坐公交车要提前一天买票。那个时候的公安民警常常是背着棉被、拎着水桶下乡，很多时候是走路去。

案件也很少，但是只要是一个案子，不管大小一定要侦破他。比如农户家被偷了100块钱，或者被偷了一头牛，那都是大案。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就要住在农民家里，睡个柴房床板，一直到破案为止。

反动标语案 连夜守抓内贼

讲述者：肖灼全，1957年任麻涌党委，党委分工管公安

1954年有一宗反动标语案，当时在麻涌有人在晚上写反动标语。连续几个晚上11点就出现，我去守了一夜都没有发现，就回去了。结果过了几个小时，反动标语又出现了。

后来我们觉得应该是内部人干的，不然不会这么熟悉公安的动静。经过调查发现，一个工会干部对现实不满，第一个发现反标的人也是他。他还陷害一个工会委员说是这个委员贴出来的。公安将人证物证都收集到了。当时写反标是很重的罪，这人被判了18年。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