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东莞盛产一种水草，它只生长在靠近海边的咸水中，叫“莞草”，东莞也因莞草而得名。莞草编织技艺更是有2000多年历史，据考证，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中出土的坐席就是由莞草编织而成。莞草，曾经随处可见，如今无处寻觅，就连延续千年的莞草加工技艺也成了绝唱……

本期档案

1.《东莞草织业简史》手稿（作者：刘炳奎方玉成编号：023-A1.001-0008-0006）

2.东莞县一九五○年咸水草面积产量表（编号：025-A12.001-0015-00261951.8.24）

3.关于加强水草市场管理规定希研究执行由（编号：025-A12.001-0023-00221953.10.18）

4.关于冲口草织厂撤销全部工人退转手工业问题（编号025-A12.002-0018-00301962.10.12）

5.同意冲口草织厂撤销，全部工人退转手工业批复（编号：025-A12.002-0018-00251962.10.25）

6.关于石龙草织厂退转集体所有制的请示报告（编号：025-A12.002-0018-00211962.7.30）

7.调整水草收购规格、价格的通知（编号：025-A12.003-0006-00381965.9.6）

2010年9月的一天,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袁惠平发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档案——《东莞草织业简史》。袁惠平留意到,手稿页脚有“道滘草织厂”的字样,这就是她家乡的一个老厂,草织行业对她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这份尘封已久的手稿撞开了她所有关于草织的记忆闸门,也激发了她试图寻找千年草织业瞬间消亡的历史好奇心。

草织曾是地方工业支柱之一

据公开档案显示:1910年前后,东莞印花草席远销南洋、欧美、日本、澳洲和阿拉伯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仅草席类的销量每年就有12万包,莞草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就在40多年前,东莞草织与爆竹、糖业、竹织业等还是地方工业五大支柱。

袁惠平在《简史》里看到,东莞大规模的加工莞草,始于鸦片战争后,人工种植莞草最早出现在厚街上下石角围,人工种植奠定了草织业的基础,因为人工草比天然草要洁白明亮。水草不仅直接出口,而且有76%的用于草织品原料,莞城、石龙、万江等五个公社是主要的草织产地,道滘除了少数农业人口外,家家户户的生活都与草织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1919年至1923年是爆竹和草织外销的高峰,爆竹的从业人口在1万左右,草织业从业人口是12.2万人,营业额在250万元(银元)以上”。袁惠平讲到,“抗战期间香港沦陷,东莞草织出口受阻,1939年到1944年,全县有十几万人陷入饥荒,厚街双岗等地的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十室九空、满目苍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双岗的草农每个劳动日2.5-3元,虎门和长安的是2-3元,到处都是富裕队。另外一份文件显示,1966年,一束3.8尺家用时花席国家收购价是62.99元,同样规格的杂花席加工费为29.6元。

这份手稿还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莞草织的品种和技艺超群而敢于创新的艺人。仅在品种上,就有水草类、草绳类、草辫类、绳席类、辫席类、草席类六大类。每类又有若干个小项,针对各外销市场人民的喜好来细分产品。专门销往日本的“日本草”,早在1910年就被日本人列入《中国物产综览》,并有专门的销量统计。

水草减少草织厂纷纷转制

档案载，东莞传统的水草产地，集中在厚街、虎门、长安三个公社。《东莞县一九五○年咸水草面积产量表》显示，那年全县共有草地19869亩、产量21.8万斤，尤以厚街附近的涌口、双岗、白博等地为多。如今的厚街，因家具制造闻名，人们很少会将它与水草联系起来。当年的草织工人王泽良称，现在的涌口海月湖公园，当年都是水草田。那时家家户户都种水草、编草织，由土产公司负责收购。

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涌口龙泉工业区，这里曾是涌口草织厂厂房。据87岁的老厂长王瑞明讲，1958年前后的厚街国营涌口草织厂里，245名女工在织机前忙碌，40多个男人在染灶边挥汗；民间，家家户户种草织草，土产公司仓库动辄数千平方米，一船船的草织品从濂泉河源源不断运往外地。而据《东莞县工业局关于涌口草织厂撤销全部工人退转手工业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记载，1962年该厂共有304名工人，织席机104部，总资产84000元，面积2240平方米，设有办公室和托儿所。另据王瑞明称，厂里还有两个锅头，一个锅头一天染10担草。

这么大的厂子为何要撤销？《报告》给出的理由是，1957年工厂所在地涌口小乡种植水草1800亩，1962年只种得400多亩，仙桥公社的水草面积也比1957年少了2166亩，原因是“东莞运河建筑后，没有咸水上田”，“原料产地起了变化，导致运输成本上升”。

人工种植的水草只适合生长在咸淡水交汇的地方。1965年，连接厚街石角的扩河引淡工程，引淡灌溉12万亩，草田面积进一步减少。1970年，东引工程将淡水引入包括虎门、长安在内的15个公社（镇），受益农田18万亩。王泽良说，这些工程会将连接海水的涌口堵上，一方面咸水上不来，另一方面淡水越来越多，适合水草生长的环境改变了，草织厂的规模自然减小。此外，1958年后实行的“以粮为纲”也是水草面积减少的原因。厚街老人方庆中回忆，当年为了扩种水稻，曾将草田翻开，将草头向下阻止其生长。

转制后的涌口草织厂划归厚街公社，勉强能维持生产。到1973年，草织厂改为烟花爆竹厂。如今，老厂房的墙壁上，到处写着安全生产的字样，再难找到半点有关草织的痕迹。当年，受到原材料供应不足困扰的还有生产内销席的石龙草织厂。

塑料制品出现是草织消亡的主因

关于道滘草织厂，袁惠平特意问了下老家的人。一位曾经的车间主任告诉她，20世纪50－60年代是道滘厂最兴旺的时候，工厂有1000多名工人，而1973年是厂子最赚钱的时候，记得当时的干部就有资金出去旅游了，到了后来规模不断变小，2000年前后最终关闭。

曾在道滘工作过的方庆中老人说，这个消亡的过程是与塑料产品取代草织品的过程同步。他认为，当年水草产量的下降是一个原因，但不至于埋葬整个产业，如道滘本身就不是水草产地，竞争不过塑料制品还是主因。曾经，草织品想了诸如打蜡、变花式等很多办法应对竞争，但塑料产品美观、轻便、耐用，更受欢迎。“那时候也没有环保的概念，现在想来还是草织的东西好。”方庆中说。

涌口当年家家户户织水草的情景不复存在，家具制造等新产业早代替了传统产业和手工业。袁惠平后来将《简史》整理成一份资政参考，她想如果能结合旅游开发、高档手工业品制造做文章，草织行业还有重出江湖的可能。

原载《东莞日报》4月7日A10版